阳光发现聚言堂文化生活 出走十五年:行旅者的精神结构是独特的 [细读余秋雨美文]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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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十五年:行旅者的精神结构是独特的 [细读余秋雨美文]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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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闪的眼睛

  余秋雨

  突然接到当地新闻官通知,今天是巴格达建城纪念日,有大型庆祝活动,如果我们想拍摄报道,可获批准。
  我们问:"萨达姆总统参加吗?"回答是:"这个谁也不可能知道。如果来,你们真是太幸运了。"
  那就去一下吧。
  由新闻官带领,我们到了离市区很远的一个体育场。看台上已坐满观众,高官们也正逐一来到,主要是穿军装的军官。
  沿途士兵一见军官不断地做着用力顿脚状的行礼动作,而军官们一下车则一一互相拥抱,用胡子嘴在对方的胡子脸上亲来亲去。他们的高级军官都太胖,但军装设计得很帅气,尤其是帽子,无论是大盖帽还是贝雷帽都引人注目。在花白头发上扣上一顶贝雷帽真是威武极了,连身体的肥胖都可原谅。
  经过层层岗哨,我们这批人全被当做了拍摄记者,直接被放到了体育场中心表演场地上。同伴们觉得我什么摄影机也没带,又西装笔挺,在人家的表演场地上晃悠三四个小时不是事儿,我觉得这样自由的方位才有意思。
  忽然看见主席台的贵宾席上有一位先生一边向我招手一边在一级级地往下挤,定睛一看,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维秋先生。张大使执意要我坐到贵宾席去,我则告诉他,在戒备森严的中心我居然能在这么大的草地上自由自在地窜来窜去,求之不得。大使立即明白,笑了笑也就由我去了。
  今天这么大的活动,外国媒体只有我们一家,再加上韦大军、谢迎、桂平几位都穿着印有"凤凰卫视"字样的鲜红工作服,长长的摄像机往肩上一扛,成了庆祝活动开始前全场最主要的景观。
  忽听得山呼海啸般一阵欢呼,我以为萨达姆到了,转身一看,哪里啊,原来只是我们的韦大军把摄像机转向了这个方向,这个方向的观众兴奋了。那边又响起了铺天盖地的喧嚣,也没有别的事,只是觉得韦大军在这边停留时间太长,嫉妒了。
  有一大方阵的荷枪士兵席地而坐,我试探着走进他们的方阵,想拍张照,没想到从军官到士兵都高兴得涨红了脸,当然不是为我,为摄影。
  有几个等待参加表演的漂亮姑娘你推我搡地来到我们跟前,支支吾吾提了个要求,能不能拍张照,我们一点头,她们就表情丰富地摆好了姿势,快门一按,她们欢叫一声像一群小鸟一样飞走了。她们压根儿没想过要照片,只想拍照。一位坐在看台前排的老太太不断向我示意,让镜头对准她一下,我好半天才弄明白她的意思,这对韦大军来说是举手之劳。事后,她一直激动地向我们跷着大拇指。
  这种渴望着被拍摄而不想要照片的情景,我们都是初次遇到,甚觉不解。但我又突然明白了,告诉同伴们:这就像在山间行路,太封闭、太寂寞,只想唱几声,却谁也不想把歌声捡回。渴望被拍摄,就是渴望用自己的形象哼两声。
  萨达姆终于没有来,新闻官解释说他太忙了。庆祝活动其实就是一次广场表演,内容是纵述巴格达的历史。这种广场表演中国早已做得炉火纯青,从场地设计到服饰道具看,这里只够得上中国县级运动会的水平。但是,当他们追溯巴格达的悠久历史,一大群演员赤着脚、穿着旧衣服走过宽阔的表演场地时,你会感到一种从外貌到神情都无可替代的古今一致,两河文明和巴格达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脚踩踏出来的。
  接下来表演远近各国对巴格达的臣服和朝觐,载歌载舞,颇为夸张,估计坐在贵宾席里的各国大使看了会发笑。我怕看到有中国人前来朝觐的表演,结果倒是没有,松了一口气。
  这时满场早已战鼓隆隆,战争开始了。敌人很多,一拨一拨来,一仗一仗打,我看得清的,是打犹太人、波斯人和鞑靼人。有些仗,不知是和谁在打,赶紧去找新闻官,他很有把握地回答:"enemy!enemy!"反正是和"敌人"在打。
  突然场上好看起来了。一边是一大群剽悍的马队,一边是一大群赤膊的士兵,狭路相逢。马队中先蹿出一骑,围着赤膊士兵奔驰一圈,然后整个马队就与赤膊士兵穿插在一起了。反复穿插的结果是,全体赤膊士兵都伤卧疆场,辽阔的体育场上,只见满地都是他们在挣扎,这个景象很有气魄。
  胜利者的马队又一次上场,踱着骄傲的慢步,完全不顾满地挣扎的敌兵,突然,两匹胜利者的马因劳累而倒地,骑士卧倒在它们跟前悲哀地抚摸着。马队回去了,倒下的马和骑士还在。没有想到,两匹马慢慢地挣扎起来,在全场的掌声中去追赶自己的队伍。
  看到这里,我心头一热,古代战争并不重要,只是在这些部位,我看到我的艺术家同行在工作了。我的同行,你们在哪里?你们只要稍稍动作,我都能发现和捕捉,不管你们是否动作在整体不喜欢的作品里。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好吗?
  很快艺术家又休息了,或者说被自以为是的官员们赶走了,场上出现两个小丑,一个美国,一个以色列,边讲些愚蠢的话,边跳迪斯科。由于这两个小丑,新的战争爆发,下面的表演都是现代军事动作的模拟,没法当艺术看了。
  表演结束散场时,我们随便与观众闲聊。见到一位很像教授的儒雅老人,我们问:"为什么你们国家与很多国家关系紧张?"老人回答:"因为巴格达太美丽了,他们嫉妒。"
  抓住一位要我们拍照的十四岁女孩,问她:"你是不是像大人们一样,觉得美国讨厌?"没想到她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你是指它的人民还是它的政治?人民不讨厌,政治讨厌。它没有理由强加给别人。"
  "你讨厌美国政治,为什么还学英语?"
  回答竟然是:"语言是文化,不一定属于政治。"天哪,她才十四岁。
  她的年龄和视野,使我们还不能对她的讨厌不讨厌过于认真,但她的回答使我高兴,因为其间表现了一种基本的逻辑规范和理性能力。这片土地,现在正因为缺少这种雨露而燥热,而干旱。
  不必向别处祈求这种雨露,它正蕴藏在孩子们忽闪的眼睛里。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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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闯险境

  余秋雨

  今天,我们终于要进入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区域了。
  危险到什么程度?近两个月内,在这条路上,已有三批外国人被绑架,最近一批是在五天前。刚刚又接到消息,就在昨天,札黑丹地区三十二名警察被阿富汗的贩毒集团杀害,作为对该集团一个首领被捕的报复。
  上午五时起床,六时发车。克尔曼是个小城,刚离开几步就是沙漠了。
  这里的沙漠从地形上就会让人提起警觉:路边有很多七八米直径的不规则石墩、石台,活像地堡。又有不少自然的石坑,活像战壕。
  更严重的是,在离公路各约三百米的两侧,是两道延绵的低矮山梁,简直是伏击的最佳地形。山梁上多少人都藏得下,一旦冲锋能快速抵达地面,即便公路上有武装部队狙击,也能凭借石台、石坑处于有利地位。
  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条路上行进,心一直悬着,设想着不久前三批外国人被绑架的各种情景。这些外国人现在都还关着吧,至少五天前绑架的那一批?他们会关在哪里?
  中午时分见到一个很大的古城堡,整个呈泥沙色,没有一丝别的颜色。形态古老,城门狭小,有护城河,可见古代此地也很不安全。
  古城堡边有小镇,叫北姆(Bam),一问,知道城堡是安息王朝时的遗迹,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但这个遗迹一直有人住,到两百年前才废弃,成为盗宝者们挖地三尺的地方。
  我们几个进入古城堡后在条条街道间穿行,大体搞清楚了古代官衙、禁卫军、马厩和平民住宅区的划分。全城基本上是以官衙为中心制高点,层层辐射开来。官衙因地处高敞,排水系统完善,建筑材料用了很有韧性的蜜枣木,保存最好。平民住宅区非常拥挤。其实在古代几乎没有城堡外的居民,一个城堡已经囊括了绝大部分邦国人口。
  在北姆参观古城堡时我们被告知,从这里到札黑丹必须有警车保护,于是就到当地警察局去申请。
  申请倒是没费多少周折就批准了,但由于形势险恶,警力供不应求,警方希望我们或者在北姆等候,或者先往札黑丹开,等警车回来后再来追赶,好在我们的车队比较容易辨认。
  我们不知要等多久,眼看太阳偏西,走夜路更危险,因此选择了后一个方案,即让警车来追,便冒险出发了。
  离开北姆不到一小时我们就遇到了沙漠风暴。只见一片昏天黑地,车窗车身上沙石的撞击声如急雨骤临。
  车只能开得很慢,却又不敢停下,沙流像一条条黄龙一般在沥青路面上横穿。风声如吼,沙石如泻,远处完全看不见,近处,两边的沙地上出现了很多飞动的白气流,不知预示着什么。
  处在这种风暴中最大的担忧是不知它会加强到什么程度。车队一下子变得很渺小,任凭天地间那双巨手随意发落。
  沙漠风暴终于过去了,刚想松口气,气又提了起来:夜幕已临,而眼前却是一片高山!
  保护我们的警车还没有来,四周的情景越来越凶险,不敢停车拂去车身上的沙土,我们便咬着牙一头向这危险地区的山路撞进去。伙伴互相轻轻嘱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里的每一个转弯都不知会碰到什么,每一次上坡下坡都提心吊胆。
  两边的山峦狰狞怪诞,车道边悬崖深深。没有草树,没有夜鸟,没有秋虫,一切都毫无表情地沉默着,而天底下最可怖的就是这种毫无表情的沉默。
  突然路势平缓,进入一个高原平地。这时听得后面有喇叭声,一辆架有机枪的车辆追了上来。这种车在中国叫小货车,只见这辆小货车在货舱上方的金属棚下挖一个大洞,伸出一个人头和一枝机枪,其他人则持枪坐在驾驶舱里。
  停车后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警察,前面真正进入了危险地带,特此赶来保护我们。
  他们没有穿警服,更没有向我们出示证件。我们无法验证一切,又不敢细问,就让他们跟在车队后面,继续往前走。我们只是心慌:怎么冒了半天险,到现在才进入危险地带?他们究竟是谁?古人所说的"眼观六路",我们现在的关注重心至少有一半要分到背后去了。
  又走了很久,背后那辆架机枪的车蹿了上来,叫我们停车,说是他们值班时间到了,会有另外一辆警车来换班,要我们和他们在这里一起等待。
  我们环视四周,这里又是一个山岙,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队长郭滢一想,在这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半夜里,山岙间,与一些不明来历的武装人员在一起,我们又和他们一起等候着另一批武装人员……没有想完他就大喊:开车,快速离开!
  我们的车队呼隆一下便像脱缰的马队一般飞驰而去,直到深夜抵达札黑丹。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由克尔曼赴札黑丹,夜宿Esleghlal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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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影幢幢

  余秋雨

  从伊朗出关,刚刚走进巴基斯坦的铁栏门,所有的女士都欢叫一声,把头巾摘下了。
  迎面是一间肮脏破旧的小屋,居然是移民局所在。里面坐着一个棕皮肤、白胡子的胖老头,有点像几十年前中国大陆农村的村长,给我们办过关手续。
  破旧的桌子上压着一块裂了缝的玻璃,玻璃下很多照片,像是通缉犯,一问,果然是。
  在通缉犯照片上面又盖着一张中年妇女的照片,因泛黄而不像通缉犯,一问,是他太太。
  两次一问,关系融洽了,而我们的女士们还处于解除束缚的兴奋中,不管老头问什么问题,都满口" 、 "地答应着。男士们开起了玩笑:"见到白胡子就乱叫爷爷,怎么对得起……"
  我知道他们想说怎么对得起家里的祖母,但他们似乎觉得不雅,没说下去。女士们一点不生气,还在享受一个自由妇女的幸福,但我看到她们摆动的肩膀背后,满墙都是通缉犯的照片。
  老人在我们的护照上签一个字,写明日期,然后盖一个三角章。其实三角章正在我们手里玩着,他要过去盖完一个,又放回原处让我们继续玩。不到几分钟,一切手续都已结束,这与我们以前在其他国家过关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走出小屋,我们见到了前几天先从德黑兰飞到巴基斯坦去"打前站"的吴建国先生,他到边境接我们来了。
  我们正想打招呼,却又愕住了,因为他背后贴身站着两名带枪的士兵。
  巴基斯坦士兵的制服是一袭裙袍,颜色比泥土稍黑,又比较破旧,很像刚从战场上爬回来的,没有任何花架子。吴建国一转身他们也转身,吴建国上前一步他们也上前一步,可谓寸步不离。我们没想到吴建国几天不见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他老兄则摘下太阳眼镜向我们解释,说路上实在不安全,是巴基斯坦新闻局向部队要求派出的。"连我上厕所也跟着。"他得意地说。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都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说:"那你也该挑一挑啊。"原来两名士兵中有一个是严重的"斗鸡眼",不知他端枪瞄准会不会打到自己想保护的人。
  吴建国连忙说:"别光看这一个,人家国家局势紧张,军力不足,总得搭配。你看这另一个,样子虽然也差一点,却消灭过十二个敌人。"旁边那个军人知道他的"首长"在说他,立即挺胸做威武状。
  此后我们努力把吴建国支来支去,好看看两名士兵跟着他东奔西跑的有趣情景。相比之下,那位"斗鸡眼"更殷勤,可能是由于他还没有立功。
  突然我们害怕了,心想如果谁狠狠地在吴建国肩上擂一拳,"斗鸡眼"多半会开枪。他现在已经很警惕,觉得我们这批可疑人员有什么资格在他的"首长"面前没大没小地瞎起哄。
  进入巴基斯坦后我们向一个叫奎达(Quetta)的小城市赶去。距离为七百多公里,至少也得在凌晨一时左右赶到。
  这条路,据曼苏尔医生说,因为紧贴阿富汗,比札黑丹一带还要危险,至少已经险过缅甸的"金三角",是目前世界上最不能夜间行走的路。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可能等到明天,只能夜间行走。理由很简单,边境无法停留,而从边境到奎达,根本没有一处可安全歇脚的地方,只能赶路。
  危险的感觉确实比前两天夜间赶路更强烈了。
  这种感觉不是来自荒无人烟,恰恰相反,倒是来自人的踪迹。
  路边时时有断墙、破屋出现,破屋中偶尔还有火光一闪。
  过一阵,这个路口又突然站起来两个背枪的人,他们是谁?是警察吗?但他们故意不看我们,不看这茫茫荒原上唯一的移动物,因此"故意"得让人毛骨悚然。
  正这么紧张地东张西望,我们一号车的马大立通过对讲机在呼叫:"右边山谷转弯处有人用手电在照我们,请注意!请注意!"我们朝右一看,果然有手电,但又突然熄灭。
  对讲机又传来五号车袁白的呼叫:"有一辆车紧跟着我们的车队,让它走又不走,怎么办?"
  前面路边有两个黑色物体,车灯一照,是烧焦的两个车壳。再走一段,一道石坎下蹲着三个人。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们蹲在这里做什么?
  正奇怪,前面出现了一辆崭新的横在路边的小轿车,车上还亮着灯,有几个人影。我们的心一紧,看来必定会遇到麻烦了,只能咬着牙齿冲过去。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冲,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五号车的车轮爆了。车轮爆破的声音会响到这种程度,我想是与大家的听觉神经已经过于敏感有关。其他四辆车的伙伴回过神来,当然也就把车停了下来。这架势让那辆横在路上的小轿车紧张了,立即发动离去。我想不管这辆车是善是恶,我们这种一声巨响后突然停住似乎要把它包围的状态,实在太像一队匪徒了。
  在我们换轮胎的时候,走来两个背枪的人,伸出手来与我们握。我抬头一看,是两个老人,军装已经很旧,而腰上缠着的子弹带更是破损不堪。
  竟然是这样的老人警卫着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我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从脸色到服装都很像沙漠老树根的老人,向沙漠走去。他们没有岗亭,更没有手机,真的出了事管什么用呢?
  我相信今天夜里我们的车队一定遇到了好几批不良之徒,因为我想不出这么多可疑人迹在这千里荒漠间晃动的理由。但我们蹿过去了,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快速判断这样一个吉普车队的职能、来源和实力,而车身上那个巨大的凤凰旋转标志,又是那么怪异。
  半夜一时到达奎达,整个小城满街军岗,找不到一个普通人。
  除了早晨在曼苏尔医生手里拿到过一个煮蛋外,中餐和晚餐都没有吃过,可是饿过了劲儿,谁也不想动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日,巴基斯坦奎达,夜宿Serna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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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畔烤鱼

  余秋雨

  底格里斯河,从第一天凌晨抵达时见到它,心里一直没有放下。已经来了那么多天,到了非去认真拜访一下不可的时候了。
  夜幕已降,两岸灯光不多,大河平静在黑暗中。没有汹涌,也看不到涟漪,只有轻轻闪动的波光。杂乱的岸草卫护着它,使它有可能不理会历史,不理会身边的喧嚣。
  也没有看到船。今夜人们对大河的唯一索取,是鱼。我们走进一家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鱼餐馆,其实是河滩上的一个棚屋,简单得没有年代。
  鱼是刚刚捕捉的,很大,近似中国的鲤鱼,当地人说,叫底格里斯鱼。有一个水槽,两个工人在熟练地剖洗。他们没有系围单,时不时把水淋淋的手在衣服上擦一下,搓一搓,再干。
  棚屋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石火塘,圆形,高出地面两尺。火塘一半的边沿上,有一根根手指般粗的黑木棍,半圆形地撑着很多剖成半片的鱼,鱼皮朝外,横向,远远一看仿佛还在朝一个方向游着。
  石火塘中间是几根粗壮的杏树木,已经燃起,火势很大,稍稍走近已觉得手脸炙热。杏树木没什么烟,只有热流晃动。那些横插着的鱼经热流笼罩,看上去更像在水波中舞动。
  烤了一会儿,鱼的朝火面由白变黄,由黄转褐。工人们就把它们取下来,把刚才没有朝火的一面平放在火塘余烬中。不一会儿,有烟冒出,鱼的边角还燃起火苗,工人快速用铁叉平伸进去,把鱼取出,搁在一个方盘上,立即向顾客的餐桌走去。
  有几条鱼的边角还在燃烧,工人便用黑黑的手把那些火捏灭,或把燃烧的边角摘下,两三个动作做完,正好走到餐桌边。
  餐桌边坐着的全是黑森森的大胡子,少数还戴着黑圈压住的白头巾或花格头巾,就像阿拉法特。他们伸出粗粗的手指,直接去撕火烫的鱼,往嘴里送。
  工人又送上一碟切开的柠檬和一碟生洋葱,食客用右手挤捏一块柠檬往鱼上滴汁,左手捞起几片洋葱在嘴里嚼。然后,几只手又同时伸向烤鱼,很快就把烤得焦黄的外层消灭了,只剩下中层白花花的肉。这使食客们有点扫兴,便稍稍休息一会儿,桌边有水烟架,燃着刺鼻的烟块,大胡子们拿过长长的烟管吸上几口,扑哧扑哧地。
  烤鱼两边焦黄的部位又香又脆,很多食客积蓄多时来吃一顿,为的就是这一口。因此,吃烤鱼总是高潮在前,余下来的事情就是以鱼肉果腹了,动作节奏开始变得缓慢。中间的鱼肉是优是劣,主要是看脂肪含量,脂肪高的,显得滑嫩,脂肪少的,容易木钝,近似北京人说的"柴"。但是,"柴"的鱼肉容易成块,滑嫩一点的就很难用手指捞取,何况大胡子们的手指又是那样粗。
  这就需要用面饼来裹了,伊拉克的面饼做得不错,但在这种鱼棚里是不会现摊面饼的,工人们便从一个像行李袋一般大的破塑料包里取出一大叠早就摊好的薄面饼,一失手全都洒落在油腻的泥地上,没有人在意,一张张捡起来,直接送上餐桌。
  食客一笑,左手托薄饼,右手捞鱼肉,碎糊糊的捞不起,皱皱眉再慢慢捞,捞满一兜,夹几片洋葱,一裹,就进了嘴。在现今的伊拉克,这是一餐顶级的美食了。
  我在石火塘前出了一会儿神,便坐在餐桌前吃了一点。旁边有位老人见我吃得太少,以为我怕烫,下不了手,便热情地走过来用手指捞了一团一团的鱼肉往我盘子里送,我一一应命吃下,但觉得再坐下去,不知要吃多少了,便站起身来向外溜达。棚外就是底格里斯河,我想,今天晚上的一切,几千年来不会有太大变化吧?
  底格里斯河千载如一,无声流淌,而人类生态的最根本部位其实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狄德罗说,现代的精致是没有诗意的,真正的诗意在历久不变的原始生态中,就像这河滩烤鱼。
  又想起以前在哪本书里读到,好像是在阿拉伯历史学家写的书里吧,早在公元六世纪,中国商船就曾从波斯湾进入两河,停泊在巴比伦城附近。
  那么,中国商人也应该在河滩的石火塘前吃过烤鱼。吃了几口就举头凝思,悠悠地对比着故国江南蟹肥虾蹦时节的切脍功夫。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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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拒绝说它美丽

  余秋雨

  昨天的日记还兴高采烈地写到越过恒河时的壮美夜色,但现在提笔时眼前的图像完全变了。昨天因参拜了鹿野苑满心喜悦,现在却怎么也喜悦不起来。原因是,我们终于去了恒河岸边,看到了举世闻名的"恒河晨浴"。
  早晨五时发车,到靠近河边的路口停下,步行过去。河边已经非常拥挤,一半是乞丐,而且大量是麻风病乞丐,不知怎么任其流浪在外。
  赶快雇过一条船,一一跳上,立即撑开,算是浮在恒河之上了,但心绪还未舒展。好几条小船已围了上来,全是小贩,赶也赶不开,那就只能让它们寄生在我们船边,不去理会。
  从船上看河岸实在吃惊。一路是肮脏破旧的各式房屋,没有一所老房子,也没有一所新房子。全是那些潦潦草草建了四五十年的劣质水泥房,各有大大小小的台阶通向水面。
  房子多数是廉价小客店,房客中有的是为来洗澡住一二天,也有为来等死住得较长久的。等死的也要天天洗澡,因此房子和台阶上挤满了各种人。
  更多的人连小客店也住不起,特别是来等死的老人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哪有这么多钱住店?那就只能横七竖八栖宿在河岸上,身边放着一堆堆破烂的行李。
  他们不会离开,因为照这里的习惯,死在恒河岸边就能免费火化,把骨灰倾入恒河。如果离开了死在半道上,就会与恒河无缘。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么多蚂蚁一般等死的人露宿河边,每天有多少排泄物?因此整个河岸臭气冲天。
  此刻,天未亮透,气温尚低,无数黑乎乎的人全都泡在河水里了,看得出有的人因寒冷而在颤抖。男人赤膊,只穿一条短裤,什么年龄都有,以老年为主,极胖或极瘦,很少中间状态。女人披纱,只有中老年,一头钻到水里,花白的头发与纱衣纱巾纠缠在一起,喝下两口水又钻出来。没有一个人有笑容,也没见到有人在交谈,大家全都一声不吭地浸水、喝水。
  有少数中年男女蹲在台阶上刷牙,没有人用牙刷,一半用手指,一半用树枝,刷完后把水咽下,再捧上几捧喝下,与其他国家的人刷牙时吐水的方向正好相反。
  来了一个警察,拨弄了一下河岸上躺着的一个老人,他显然已经死了,昨夜或今晨死于恒河岸边。没有任何人注意这个场面,大家早已司空见惯。
  死者将拖到不远处,由政府的火葬场焚化。但一般人绝不进那个火葬场,只要有点钱,一定去河边的烧尸坑。这个烧尸坑紧贴着河面,已成为河床的一部分,一船船木柴停泊在水边,船侧已排着一具具用彩色花布包裹的尸体。
  焚烧一直没停,恶臭扑鼻,工人们浇上一勺勺加了香料的油脂,气味更加让人窒息。这一切不仅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而且居然成了恒河岸边最重要的景观。几个烧尸坑周围很大一片陋房,全被长年不断的烟火熏得油黑。
  火光烟雾约十米处,浮着半头死牛,腔体在外,野狗正在啃噬。再过去几步,一排男人正刷牙咽水,一口又一口。
  我们太脆弱了,看到这里,全都趴在船沿上站不住,要把胃里的一切全都翻腾出来。
  我请读者原谅,不得不动用一些让人很不舒服的描写,这与我过去唯美主义的习惯完全不同。我不想借此表现对另一个民族的鄙视,却也不想掩饰我对眼前景观的态度,因为这里的悲哀关及全人类。
  人之为人,应该知道一些最基本的该做和不该做。世间很难找到一头死象,因为连象群也知道掩盖。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先秦诸子,早早地教会中国人懂得那么多"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己之不欲,勿施于人……有时好像管得严了一点,但没有禁止,何以有文明?没有围栏,何以成社会?没有遮盖,何以有羞耻?没有规矩,何以成方圆?
  在恒河边,我看到的是,人的肮脏、人的丑陋、人的死亡,都可以夸张地裸露,都可以毫无节制地释放给他人、释放给自然。
  由于人口爆炸,这种行为正在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聚集,庞大的人群正日以继夜向河边赶来。
  说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自始至终依傍着恒河,实际上是毕其一生不留任何余地地糟践恒河。我愤恨地想,早年恒河还清,尚能照见人脸的时候,人们至少还会懂得一点羞耻吧,现在在恒河眼中,这群每天早晨破衣烂衫地一个劲儿排污、长时间拥塞在河边等死,死后还要把生命的残渣丢在河水中飘荡、炫耀的人,到底算是什么?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向我解释一个天天被河水洗涤的民族多么干净,一个在晨雾中男女共浴的图景多么具有诗意,而一种古老的文明习惯又多么需要尊重。这正如一直有人劝我,写得轻松愉快一点吧,别再那么较劲、那么沉重。对这一切解释和劝说我全然拒绝。今后哪怕有千条理由让我来说几句"恒河晨浴"的美丽,我的回答是:眼睛不答应,良知不答应。我在那里看到的不是一个落后的风俗,而是一场人类的悲剧,因此不能不较劲,不能不沉重。
  恶浊的烟尘全都融入了晨雾,恒河彼岸上方,隐隐约约的红光托出一轮旭日,没有耀眼的光亮,只是安静上升。我看着旭日暗想,对人类,它还有多少耐心?
  阳光照到岸上,突然发现,河边最靠近水面的水泥高台上,竟然坐着一个用白布紧包全身、只露脸面的女子,她毫无表情,连眼睛也不转一转,像泥塑木雕一般坐在冷峭的晨风中。更让我们吃惊的是:她既不像日本女子,也不像韩国女子,而分明是一个中国女子!估计是一个华侨,不知来自何方。
  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吧,或作出了决绝的选择?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呼喊她或靠近她,而只是齐齐地抬头看着她,希望她能看见我们,让我们帮她一点什么。
  我们心里都在呼喊:回去吧,这哪里是你来的地方!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瓦拉纳西,夜宿Taj Ganges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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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的起点

  余秋雨

  终于置身于瓦拉纳西(Varanasi)了。
  这个城市现在又称贝拿勒斯(Benares),无论在印度教徒还是在佛教徒心中,都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伟大的恒河就在近旁,印度人民不仅把它看成母亲河,而且看成是一条通向天国的神圣
  水道。一生能来一次瓦拉纳西,喝一口恒河水,在恒河里洗个澡,是一件幸事,很多老人感到身体不好就慢慢向瓦拉纳西走来,睡在恒河边,只愿在它的身躯边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把自己的骨灰撒入恒河。
  正由于这条河、这座城的神圣性,历史上有不少学者和作家纷纷移居这里,结果这里也就变得更加神圣。我们越过恒河时已是深夜,它的夺人心魄的气势,它的浩浩荡荡的幽光,把这些天在现实世界感受的烦躁全洗涤了。
  贴着恒河一夜酣睡,今早起来神清气爽。去哪里?这要听我的了,向北驱驰十公里,去鹿野苑(Sarnath),佛祖释迦牟尼初次讲法的圣地。
  很快就到,只见一片林木葱茏,这使我想起鹿野苑这个雅致地名的来历。
  这里原是森林。一位国王喜欢到这里猎鹿,鹿群死伤无数。鹿有鹿王,为保护自己的部属,每天安排一头鹿牺牲,其他鹿则躲藏起来。国王对每天只能猎到一头鹿好生奇怪,但既然能猎到也就算了。
  有一天,他见到一头气度不凡的鹿满眼哀怨地朝自己走来,大吃一惊,多亏手下有位一直窥探着鹿群的猎人报告了真相。这才知,每天一头的猎杀,已使鹿群锐减,今天轮到一头怀孕的母鹿牺牲,鹿王不忍,自己亲身替代。
  国王听了如五雷轰顶,觉得自己身为国王还不及鹿王。立即下令不再猎鹿,不再杀生,还辟出一个鹿野苑,让鹿王带着鹿群自由生息。
  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大概是在公元前五三一年的某一天,来了一位清瘦的中年男子,来找寻他的五位伙伴。
  这位中年男子就是佛祖释迦牟尼。前些年他曾用苦行的方法在尼连禅河畔修炼,五位伙伴跟随着他。但后来他觉得苦行无助于精神解脱,决定重新思考,五位伙伴以为他想后退,便与他分手到鹿野苑继续苦修。释迦牟尼后来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真正悟道,便西行二百公里找伙伴们来了。
  他在这里与伙伴们讲自己的参悟之道,五位伙伴听了也立即开悟,成了第一批弟子。不久,鹿野苑附近的弟子扩大到五十多名,都聚集在这里听讲,然后以出家人的身份四出布道。因此这个地方非常关键。初次开讲,使一人之悟成了佛法,并形成第一批僧侣。至此佛、法、僧三者齐全,佛教也就正式形成。
  佛祖释迦牟尼初次开讲的地方,有一个直径约二十五米的圆形讲坛,高约一米,以古老的红砂石砖砌成。讲坛边沿,是四道长长的坐墩,应该是五个首批僧侣听讲的地方。讲坛中心现在没有设置坐位,却有一个小小的石栓,可作固定坐位之用,现在不知被何方信徒盖上了金箔,周围还洒了一些花瓣。
  讲坛下面是草地,草地上错落有致地建造着一个个石砖坐墩,显然是僧侣队伍扩大后听讲或静修的地方。
  讲坛北边有一组建筑遗迹,为阿育王时代所建,还有一枚断残的阿育王柱,那是真正阿育王立的了,立的时间应在公元前三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这里已成为圣地。
  这份荣誉带来了热闹,差不多热闹了一千年,直到公元七世纪玄奘来的时候还"层轩重阁,丽穷规矩",《大唐西域记》中的描写令人难忘。
  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这里已显得过于冷寂。对于这种冷寂,我在感叹之余也有点高兴,因为这倒真实地传达了佛教创建之初的素朴状态。
  没有香烟缭绕,没有钟磬交鸣,没有佛像佛殿,没有信众如云,只有最智慧的理性语言,在这里淙淙流泻。这里应该安静一点,简陋一点,借以表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智者文明。
  先有几个小孩在讲坛、石墩间爬攀,后来又来了几位翻越喜马拉雅山过来的西藏佛教信徒,除此之外只有我们。树丛远远地包围着我们,树丛后面已没有鹿群。听讲石墩铺得很远,远处已不可能听见讲坛上的声音,坐在石墩上只为修炼。
  我在讲坛边走了一圈又一圈,主持人李辉和编导张力、樊庆元过来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见过很多辉煌壮丽的佛教寺院,更见过祖母一代裹着小脚跋涉百十里前去参拜。中国历史不管是兴是衰,民间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靠佛教在调节着精神,普及着善良。这里便是一切的起点。想到这么一个讲坛与辽阔的中华大地的关系,与我们祖祖辈辈精神寄托的关系,甚至与我这么一个从小听佛经诵念声长大的人的关系,心里有点激动。"
  作为一个影响广远的世界性宗教,此时此刻,佛教的信徒们不知在多少国家的寺庙里隆重礼拜,而作为创始地,这里却没有一尊佛像、一座香炉、一个蒲团。这种洁净使我感动,我便在草地上,向着这些古老的讲坛和石座深深作揖。
  鹿野苑东侧有一座圆锥形的古朴高塔,叫达麦克塔(Dhamekh Stupa)。奇怪的是塔的上半部呈黑褐色,下半部呈灰白色。一问,原来在佛教衰微之后,鹿野苑与这座塔的下半部都湮灭了,只留下塔的上半截在地面上,年代一久蒙上了尘污。
  十八世纪有一位英国的佛教考古学家带着猜测开挖,结果不仅挖出了塔,也挖出了鹿野苑。这个佛教圣地的重新面世还是在本世纪,为时不久。
  沉寂千年的讲坛又开始领受日光雨露,佛主在冥冥之中可能又有话说?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印度瓦拉纳西,夜宿Taj Ganges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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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树和洞窟

  余秋雨

  到了瓦拉纳西,朝北拐向尼泊尔已经很方便。但在鹿野苑产生了一个愿望,很想再东行二百多公里,去看看那棵菩提树。菩提树的所在叫菩提迦耶,理所当然也是一座圣城。
  我当然知道现在能看到的菩提树已不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那一棵,但地点应该不错。
  更重要的是,我想走一走释迦牟尼悟道后走向讲坛的这条路。二百多公里,他走了多久
  ?草树田禾早已改样,但山丘巨石不会大变,估计会有一些特殊的感受。
  从瓦拉纳西到菩提迦耶,先走一条东南方向的路,临近菩提迦耶时再往东转。出发前问过当地司机,说开车需要十一个小时。二百多公里需要十一小时?这会是一条什么路?
  待到开出去才明白,那实在是一个极端艰难的行程。窄路,全是坑坑洼洼,车子一动就疯狂颠簸,但获得颠簸的机会很少,因为前后左右全被各色严重超载的货车堵住。
  好不容易爬到稍稍空疏的地方,立即冒出大批乞丐狠命地敲我们的车窗。荒村萧疏、黄尘满天,转眼一看,几个一丝不挂的男子脸无表情地在路边疾行,这是当地另一种宗教的信徒,几百年来一直如此,并不是时髦的游戏。
  幸好,向东一拐快到菩提迦耶的时候,由于脱离了交通干道,一切好了起来。路像路,树像树,田像田,我们一阵轻松,直奔而去。
  菩提迦耶很热闹,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摩肩接踵。满街都是销售佛教文物的小摊,其中比较有价值的大多来自西藏。很多欧美人士披着袈裟、光着头、握着佛珠在街上晃悠,看起来非常有趣。
  且慢东张西望,先去大菩提寺(Mahabodhi)。
  脱鞋处离寺门还有一段距离,需要走过一段马路,多数人脱鞋穿袜而行,少数人完全赤脚,我想在这里还是赤脚为好,便把鞋袜一起脱了,向寺门走去。
  进寺门有台阶向上,迎面便是气势不凡的大菩提寺主体建筑。这个建筑现在一色净灰,直线斜上,雕饰精雅,如一座稳健挺拔的柱形方台。门户上方,一排古朴的佛像,进得内殿,则是一尊金佛。
  我在金佛前叩拜如仪,然后出门绕寺而行,在后面看到了那棵菩提树。
  菩提树巨大茂盛,树盖直径近二十米,树干上有金饰,树下有两层围栏,里里外外坐满了虔诚的人。
  内层有考究的石围柱,里边只能坐二十来人。佛教本性安静,这里也不存在任何争挤。我与李辉小姐在石围栏门口一看,居然正好有两个空位,便走进去坐了下来。
  我闭上眼,回想着佛祖在这里参悟的几项要谛,心头立即变得清净。
  现在这棵菩提树虽然只有几百年历史,却与释迦牟尼悟道的那一棵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当年已有僧侣留下树种,代代移植,也有谱系,这一棵的树种来自斯里兰卡。对此我没有见到可靠资料,无法在笔下肯定。我想,只要是这个地方,这样一棵菩提树,已经足够。
  以上所说都是昨天的事。
  昨天晚上离开大菩提寺时还到寺院办公室提出了一个申请,希望能拜见住持。寺院办公室问清了我们一行的情况,立即答应,并排定了今天早晨,因此今天很早又赶到大菩提寺来了。
  住持还年轻,叫帕拉亚先尔(Prajna Sheel),是个大喇嘛,受过高等教育。问他当初为何皈依佛教,他说一读佛经觉得每一句都能装到心里,不像以前接触过的另一个宗教,文化水平高一点的人怎么也读不进它的经典。
  他说这些年佛教在印度的重新兴盛是必然的,因为佛教本身没有犯什么错,它的衰落是别人的原因。
  说到他为什么如此快速地接见我们,他说当然是因为法显和玄奘。他们一千多年前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对这里的描述句句如实,也成了我们重温菩提迦耶当年盛况的根据。他说,总之,中国对佛教太重要。
  告别住持后,我们继续回溯释迦牟尼的精神历程,去寻找他悟道之前苦修多年的那个地方。据佛教史料记载,那儿似乎有一个树林,又说是一个山坡。幸好有当地人带路,我们的车队歪歪扭扭地驶进了一个由密密层层的苇草和乔木组成的树林。这种苇草很像台湾阳明山公路边的那一种,但这里没有公路,只有人们从苇草中踩出来的一条依稀通道。开了很久,我们都有点害怕了,终于开到了一个开阔地,眼前一堵峭壁,有山道可上。
  我领头攀登,却发现山道边黑乎乎地匍匐着一些躯体,仔细一看竟是大量伤残的乞丐,只有骨碌碌的双眼表明他们还保存着生命。
  当凄惨组成一条道路,也就变成恐怖,只得闭目塞听,快步向前。
  在无路可走处,见到了一个小小的岩洞。弯腰进入,只见四尊佛像,其中一尊在别处见过,是骨瘦如柴的释迦牟尼在这里苦修时的造像。佛像燃灯,由四位喇嘛守护着。
  钻出山洞,眼前是茫茫大地。我想,当年释迦牟尼一定是天天逼视着这片大地,然后再扶着这些岩石下山的。山下,菩提树下,一种即将成熟的精神果实正等着他。
  我转身招呼李辉一起下山,守护洞窟的一位喇嘛追出来对李辉说:"下山后赶快离开这里,附近有很多持枪的土匪!"
  我听了心里一惊,倒也不是害怕,只是想:宗教的起因,可能是对身边苦难的直接反应,但一旦产生便天高地阔,不再受一时一地的限制,因此也无法具体地整治一时一地。你看悠悠两千五百多年,佛祖思虑重重的这条道路,究竟有多少进步?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印度菩提迦耶,夜宿Asoka(阿育王)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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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洞盛宴

  余秋雨

  昨天在以色列、约旦边境苦等时,由于两国海关都告示严禁旅客携带任何食品,我们在骄阳、蝇群中饥饿难忍。与约旦海关商量,到他们的职工食堂买了一些粗面饼包生黄瓜,一人还分不到一个,当然不解决问题。
  夜间抵达安曼,只想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填饱肚子,即便是最粗劣的餐食也不会计较了。对于这个沙漠中的小王国,我们早准备好了承受的底线。
  但是,车过一条安静的小街,竟然看到了一盏大红灯笼,喜融融的红光分明照着四个篆体汉字:中华餐厅!
  当时在我们心中,这真是荒漠甘泉。急匆匆冲进去,见到的几个服务生都是约旦人,用英语招待,但我们的嗓门引出了厨师,一开口,地道的北京口音。于是,一杯茉莉花茶打头,然后让我们瞠目结舌地依次端出了:红烧大黄鱼、干煸四季豆、蘑菇煨豆腐、青椒炒鸡丁!
  筷子慌乱过一阵,心情才慌乱起来:这是到了哪里?我们遇到了谁?难道是基度山伯爵安排的山洞盛宴,故意要让我们吃惊?举头四顾,只见墙上还悬挂着各种中国古典乐器,又有几幅很大的旧戏照,我和妻子对此还算内行,是《四郎探母》和《春香闹学》,演员面相不熟,但功架堪称一流。
  直到上面条之前,主角出场了。一位非常精神的中国老者,笔挺的身材,黑西装,红领带,南方口音,略带一点四川腔。按照中国人历来打招呼的习惯,我们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安徽合肥东乡店埠,妻子拊掌而笑,逗引他说了一通合肥土话。
  他叫蒯松茂,七十一岁,曾是台湾当局驻约旦"大使馆"的上校武官,一九七五年约旦与台湾断交,与大陆建交,他就不回台湾了,留下来开中国餐馆,至今已有二十五年。
  我问他,像他这样身份的人为什么选择开餐馆?他说,既然决定不回去了,总要找一件最适合中国人做的事,做其他事做不过当地人。但真正开起来实在寸步难行,在约旦,哪里去找做中国菜的原料和佐料?
  幸好原来使馆一位上海厨师也不走了,帮助他,厨师退休后由徒弟接,现在的几位厨师都是从大陆招来的。二十五年下来,这家中华餐厅在约旦首屈一指,又在阿联酋开了一家等级更高的分店,生意都很红火。连侯赛因台湾译胡笙国王和王后也到这里来用餐,满口称赞。顾客八成是约旦的阿拉伯人,二成是欧美游客,中国人极少。
  他一边说,一边习惯地用餐巾擦拭着盘子,用眼睛余光注意着每个顾客的具体需要,敏捷地移过去一只水杯、一瓶胡椒。我问:"这么晚了,你自己吃过晚饭没有?"他说:"侍候完你们再吃。"他轻松地用了"侍候"两字,使我们无颜面对他的年龄。但奇怪的是,他的殷勤一点也没有减损他的派头。派头在何处?在形体,在眉眼,在声调,在用词,在对一切顾客的尊重。
  我又问,在这么僻远的地方居住几十年,思乡吗?这是一个有预期答案的问题,但他的答案出乎意料:"不,不太思乡。对我来说,妻子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对妻子来说,从小与她相依为命的阿姨在哪儿,哪儿就是家。我们非常具有适应性,又好交朋友,到任何地方都不寂寞。我们天天闻到从中国运来的蔬菜食品的香味,各国客人到我这里来品尝中国菜,我是在异国他乡营造家乡。"
  "怪不得你还搜集了那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号。"我指了指满墙的乐器、戏照,说。
  "戏照用不着搜集,那是我妻子。"他赶紧说明。
  "你太太?"我有点吃惊,"她的表演姿势非常专业,怎么会?"
  "跟她母亲学的。她母亲叫姚谷香,艺名姚玉兰,杜月笙先生的夫人。"
  "这么说,你是杜月笙先生的女婿?"我问,他点头。
  这种发现,如果是在上海、香港、台北、旧金山,我也就好奇地多问几句罢了,不会太惊讶,但这儿是沙漠深处的安曼!于是,不得不冒昧地提出,允不允许我们明天到他家拜访,看望一下蒯太太?
  蒯先生眼睛一亮,说:"这是我的荣幸,我太太一定比我更高兴,只是家里太凌乱、太简陋了,怕怠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约旦安曼,夜宿Arwad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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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例外的衰落

  余秋雨

  开始梳理一路感受。
  历史感受和现实感受很难分开,因为文明本身就有上下的粘连性。
  有一个事实似乎不必讳避:我们这次见到的人类几大文明发祥地,都已衰落,无一例外。
  相比之下,希腊的情况较好。虽然它的国力目前在西方世界处于衰势,也不再是国际文化中心,但希腊文明并没有衰亡,不仅仍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阐扬,而且作为这种文明的直接后代也能理解和继承。它的衰落只表现为没有能够保持当初的繁荣势头,但又有哪种文明能一直保持繁荣几千年呢?
  希腊的悲剧在于,别人可以借着它远年的辉煌而复兴,而它自己却一直没有复兴起来。至于希腊当初衰落的直接原因我看是两个,一是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旷日持久的政治内耗;二是既要迎战外敌,又要不断远征,造成致命劳损。但这两个原因与希腊文明的内在品性关系不大。
  这样的背景使今天的希腊人在冷落中闲散自如、与世无争,要争也只是争一点历史荣誉和遗物归属而已,如奥林匹克和巴特农,却又适可而止,显现出一种年迈的健康。
  埃及文明就不一样了。一开始就缺少明澈的理性,沉醉于自负的神秘。当它以庞大的雄姿切断了自己被外部世界充分理解的可能,其实也就切断了自己的延续使命。
  底比斯(今卢克索)奇迹的缔造者们只希望自己以木乃伊的方式长存于世或再度复活,没有对后嗣的延续作切实的安排。
  这些霸占了文明主宰权的法老又喜欢征战,早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就已称霸西亚,这对自己神秘的文明结构有损无益。待到地中海贸易重心由南移北,它就风光不再。然而,不远不近的地理位置又使它成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直至阿拉伯人轮番讨伐的对象。
  它昔日的辉煌使每一个占领者都力图割断它的历史,结果经过几度切割,古文字无人能识,古文献无人能懂,本体文明几近湮灭,只剩下卢克索的尼罗河西岸一些据称纯种的"法老人"后代,不断丁丁当当地修复着祖先陵墓,供外人参观。
  在四千多年前就已充分成熟的两河文明,已经以商业为主干,并从商业文明伸发出了《汉谟拉比法典》这样高水准的法律文明。但这种文明整体倾向实用,缺少深厚的人文基座,精神单薄、道德失控、享乐至上,文明更多地表现为财产的分配和争夺,因此直接诱发大量的战争。
  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对商业文明的毁灭是不留余地的,彼此的报复更是比赛残酷。在很长时间内,巴比伦、亚述等地已无所谓文化良知,触目皆是非人性的行径,这真是对汉谟拉比的莫大嘲讽。
  两河文明也把由商业推动的数学、天文学成果曲曲折折地留给了世界。但在本地,正如不少历史学家评价亚述的穷兵黩武时指出的,战争首先摧毁对方的高层文化,然后又剥夺双方最勇敢、最健康的生命,结果总是留下一大堆失去文化的萎弱躯体,去承受种种荒唐。为此,我们站在修复得崭新的巴比伦遗址前,感到一种难言的荒凉。
  希伯来文明崇高而充满忧伤、坚韧而缺少空间。它从一开始就处于动荡不安的流浪之中,因此把宗教当做了自己的疆土。
  这种长期缺少实际疆土的文明终究难于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大格局,可以渗透广远却又处处受掣,永远处于自卫图存的紧张之中。
  然而也正因为长期缺少实际疆土,它也不容易像其他文明一样土崩瓦解,而总是进退盈缩、悠悠不绝、前景难测。这也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总让人一言难尽,简直成了我们这次旅程中一个小小的思维陷阱。
  波斯文明是另一种类型,几乎是依靠着两个伟大君主的个人魅力才巍然立世。如果没有居鲁士和大流士,它可能很难跻身几大古文明之中。
  我在波塞波里斯的废墟中停留最久,遥想着这两位古代亚洲巨人是如何把他们知道的世界逐一纳入朝贡者名单的,但也不能不在夕阳残柱间感慨:这毕竟只是天才们的私人霸业,很难继承和延续。
  他们身后,已是一派充满脂粉气的无能,更不待说今天那里早已是外来文明的天下,很少有人记得古代波斯的赫赫雄风。
  至于印度河恒河文明的衰落,我看至少有一半与宗教迷误有关。轻视生命、厌弃人世、不负责任,最后甚至连腐朽、恶浊和奴役都能容忍,这就大大降低了文明自身的力度,以至良莠不分。
  当智慧程度最高的佛教也终于被剥蚀之后,它就自然地沦为被奴役者。外来势力的残暴使底层社会的苟且生态愈加蔓延,即便时时爆发民族自尊,却也已丧失文明的尊严。
  两千年前的几大文明,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衰落得合乎逻辑,却毕竟让人惊心。我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梳理这些感受,很想说得婉转一点,却终于未能如愿。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加德满都,夜宿Everest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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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和失序

  余秋雨

  从加德满都向西北方向走二百公里山路,便到了美不胜收的博克拉(Pokhara)。据说很多西方老者愿意在这个山高路险的小地方了此残生,韩素音女士写过的那座还年轻的山,也在这里。
  喜马拉雅山为它挡住了北方的寒流,让天下的花树尽在南坡的阳光下灿烂。但是,依傍着雪山它又不可能炎热,刚刚融化的雪水使这里的水道成为南方一切大河的上游。
  我们乘坐一种拉缆浮筏渡过了清澈宽阔的雪水河,住进了山脚下的一家叫做鱼尾山屋(Fish Tail Lodge)的旅馆。伙伴们被这儿的美景所吸引,各自走散了,我则在山屋附近漫步,继续梳理我一路的感受。
  此处已经有点冷,现在我在火炉边拿起了笔。
  昨天勾画了几大文明衰落的各自原因,但是,总应该还有一些共同规律吧?找出了这些共同规律,实际上也就找到了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原因,只不过两者正好相反罢了。
  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文明发祥地,在地理位置上几乎都被荒昧之地觊觎和包围。文明的重大发端都是奇迹,而奇迹总是孤独。它突然地高于周边生态,这是它的强大,也是它的脆弱。文明以自己的繁荣使野蛮势力眼红,又以自己的高雅使野蛮势力自卑,因此野蛮迟早会向文明动手,而一旦动手,文明很容易破碎。因此我们看到了,任何文明都要为自己筑造那么多城堡。
  当文明的力量汲取了太多的血泪教训,也会主动出击,开始是想以野蛮的手段阻挡野蛮,久而久之,远距离征战渐渐成了某些文明的癖好。它们一时变得强健而雄壮,但历史最终记下了一个结论:任何军事远征,都是文化自杀。
  这是因为,各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体量定位,没有边界的文化就像没有皮肤的肌体,岂能生存?这一点,不仅埃及、波斯有过教训,连"泛希腊化"的远征也没有对希腊文化带来好处。
  征战一旦胜利一定伴随着文化奴役,这对被奴役的文化是一种毁灭性的摧残,这我们在埃及、耶路撒冷、巴比伦、伊朗、印度都看到了。但是另一方面,胜利者的文化也未必胜利,因为它突然成了奴役别人的武器和工具,必须加注大量非文明的内容,到头来只能是两败俱伤。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再一次感到欣喜,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君王都不喜欢远征别国。当然这与他们自以为天下中心的观念有关,但这种观念本来也有可能成为进攻别人的理由。
  中华文明从根子上主张和平自守,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的杜甫的那几句诗,很能概括这种代代相传的观念:"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由此,我也找到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没有败亡的重要原因。
  我曾在几万里奔驰间反复思忖:你看在中国商代,埃及已经远征了西亚;在孔子时代,波斯远征了巴比伦,又远征了埃及;即使到了屈原的时代,希腊的亚历山大还在远征埃及和巴比伦;而且无论是波斯还是希腊,都已抵达印度……
  总之,在我们这次寻访的非洲、欧洲、亚洲之间的辽阔土地上,几大文明古国早已打得昏天黑地,来回穿梭,没有遗落。说有遗落,只有我们中国。中国也打,大多只是内部争权,或扫扫周边的匈奴之类,与人家一比简直是彻底的本分。
  中华先祖选择这种态势也许是不自觉的。因为从地理方位说,中华文明的西部、北部边缘是茫茫戈壁,西南边缘是世界屋脊,客观上使远征的军队无法出入;从文明类型上说,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而不是航海文明和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的基本生态是聚族而居、春种秋收、男耕女织,在本性上不谋求万里之外的领土统治。
  中华民族的第一图像是长城,那也只是自己的篱笆和护墙而已。开始修筑时只是为了防范,但在里边住了千百年,也就渐渐养成了群体心理。消极的,是太封闭,积极的,是不远征。
  这次沿路看了那么多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远征军的城堡、战壕后便想,等这次旅行到达终点,我要向长城敬个礼,因为我终于明白它的基本含义是安分守己。如此庞大的文明一直采取这个态势,实在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幸事。
  除战争之外,衰落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失序。
  战争对文明的破坏,首先从破坏秩序开始。这种破坏也包括侵略者在动员和组织战争时对本国文明进行军事化的搓捏。
  即使没有战争,文明自身也无法抵拒失序趋向。多数文化行为在自我伸发的时候,往往无法协调自己与别种文化行为的关系,结果造成大量高智能的纷争。有时,这些高智能纷争还需要低智能的势力来进行粗鲁调解,这种可叹可笑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充分证明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文明也能直接导致失序。
  那么,如果让文明拥有权力,会怎么样呢?许多盛世由此出现,但文明和权力毕竟是两个秩序系统,至少在古代一直没有找到协调之路,因此两方面迟早产生抵牾。两方面力量越强,抵牾也越严重,而严重抵牾的结果必然是严重失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多数古文明的发祥地在社会秩序上反而远远比不上其他地区。
  平心而论,对这一点我过去感受不深,只觉得秩序是一种天然存在,差别在于要老秩序还是新秩序。我们这一代一直在与形形色色的老秩序奋战,试图在各个领域建立新秩序,却一直没有认真考虑过,如果完全没有秩序,既没有老秩序,也没有新秩序,将会怎样?
  这么一想,我们平日在理念间的对立,其实还在同一个平台上。这个体制长、那个体制短的讨论,其实始终停留在相近似的语法系统里,否则何以讨论得起来?这次考察使我们看到了抽去了平台、失去了语法之后的情景,一种匪夷所思的失序。
  一千公里、一千公里地看过去,总是有那么多无所事事的穷人站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上。让这些穷人弯下腰来把垃圾清除掉,然后给一点酬劳,酬劳来自合理的税收,这就是社会管理,说起来容易,但能够做到的地方却很少。
  一代代下来,很多穷人已失去劳动习惯,肥沃的田野没什么人在耕作。极少数人暴富,住在城里,其中几个在玩政治。以前在电视里见过的一些风度翩翩的政治人物,都被对手指控为大贪污犯,但对手也相差无几。更可怖的是,怎么选举、怎么投票,总也逃不出这几个圈子,这几个家族。赤地千里,饿汉遍野,与他们无关。于是,不仅道路破败、卫生恶劣、人口爆炸完全没有人管,而且还有那么大的区域不在政府军警的控制之内。有些地段政府只能控制一些主要公路,路边的广阔土地完全是不知所云的世界。
  我一再站在这样的土地上傻想,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呢?面对眼前的一切,我甚至对以前觉得不应该采取的强烈手段,也可以理解了。想一想,怎么才能使这密密层层蓬头垢脸、目光呆滞的人群成为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然后让他们送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教育呢?这是文明的起点,居然直至二十世纪末,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进入,很多地方还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对一种悠久漫长的文明来说,为了避免无序的损害,比较可行的办法还是努力组建一个既有文明职能、又有管理权力的弹性体制。这也就是在文明和权力还没有产生严重抵牾前,为秩序争夺时间。
  中国古代通过科举取仕而组建文官体制的办法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有效地维持了中华文明的秩序。这种秩序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我在《十万进士》一文中曾作过系统分析,而这次到其他几个文明发祥地一看,更明白那实在是我们祖先的一个天才创举。
  选拔这些文官的标准,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恰恰注重"治国平天下",不是空论玄谈,因此确实也能把地方上的事情管起来。不断选拔、不断考试,又使儒家文化拥有了大批的研习者和实行者,它也就活生生地延续下来了。
  中华文化既没有在无序中崩溃,也没有在无效中风干,都与此有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尼泊尔博克拉,夜宿Fish Tail Lodge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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